作为国家战略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处于整体部署和顶层规划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希冀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思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0年伊始，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继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后的又一国家战略，被媒体称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第四极[1]。习总书记强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根据国家战略安排和顶层设计，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为了实现区域创新一体化，创新是一体化的质量要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力点。从高等教育角度看，高等教育能否以及如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无疑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根据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认识，区域创新的两个关键要素是区域内的主导产业集群以及各类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基本制度安排，二者合作共同推进创新[3]。因此，我们会发现凡是创新型产业集群，都得益于大学、科研机构和高技术企业的集体支持，特别是建设高等教育集群已成为典型模式的选择。如：依托哈佛大学、MIT、波士顿大学等众多大学建立的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园区；以杜克大学、北卡州立大学和北卡教堂山分校为“金三角”框架的北卡罗莱纳科技园区[4]。近年来，加拿大政府提出的“人工智能战略”中也是以多伦多大学等多个研究型大学为节点形成了埃德蒙顿、蒙特利尔和多伦多3个城市的区域集群网络[5]。当前，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提出构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同样有赖于大湾区四地丰富的高等教育集聚资源。显然，建设高等教育集群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重要经验，这也是本文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命题的原因所在。二、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经济地理学视域及理论分析框架从学科角度而言，高等教育集群是一个经济地理学概念，为此本文引入相关领域理论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深入认识区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内在联系，以便建立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分析框架，考察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要素构成及工作原理，从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及思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活动要素的全球流动态势日渐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空间格局及空间演化过程，着重考察经济活动与空间的相互关系，并建立了区域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 CP），开启了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6]。本文选取该模型并非是进行实证分析，而是借助其模型原理进行理论探究，考察城市化、产业集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因此，在经典的CP分布模式下，城市化、产业集群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如下表现：第一，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从经济地理学角度看，城市化是不同等级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重视生产要素的流动，即资本流、劳动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7]是从传统区位向“流空间”的转变。就产业结构而言，城市化指向第二、三产业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空间集聚，这是由于第二、三产业不仅集聚于城市，而且还是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指标，表现为传统工业持续发展，新型工业相继登台，第三产业发展加快。从一定意义而言，城市化的本质就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过程，因此城市化进程与其地域空间内的第二、三产业结构间是一个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第二，产业集聚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最典型表现。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Poter）首次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具有相互联系的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如大学、智囊团、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上的聚集体，且这种集聚对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8]。在波特看来，产业集群不只是产业集聚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且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引起变革的手段。显然，这一地理空间表现，实质上是建立了基于信任和资源共享的社会经济网络，集群内部的各主体通过知识和技术的频繁交流，形成了以知识驱动的新型产业环境，创新无疑成为产业集群的根本特征。由此，城市化、产业集聚以及具有知识和技术传播功能高等教育建立了内在联系，形成以创新为核心特征的高等教育集群。根据克鲁格曼的CP模型理论，本文将建构一个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产、才、教、城”互动发展的分析框架，该框架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四者互动的内在机理，即产业、人才、教育和城市四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及工作方式。从要素构成看，产业、人才、教育和城市均存在产业关联，也就是说产业导向是四个要素形成集群关系的基础，并且这类产业在集群环境下具有技术进步和创新特质，进而有利于产业效益的放大。从要素合作看，四个要素建立的合作关系主要是通过人才的流动性来决定，表现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是产业，产业发展的动力源自人才，人才身上凝聚的知识和技术则有赖于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大都集聚在城市。由于“区位黏性”①的存在，又会推动产、才、教、城互动发展形成集聚趋势，这一循环因果链使得四个要素完成互动发展。因此，产、才、教、城互动发展实质上是建立“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城市链”的区域创新一体化。其中，产业人才是产城教互动发展的链条核心，产才融合是互动的关键。在克鲁格曼看来，空间集聚会导致产业在两个地区的平均分布状态不复存在，进而转变成为在一个区域内的集中分布[6]。在此认识上，高等教育集群建设将会形成一种新的格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中心”和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外围”，这将在产、才、教、城互动中形成两股力量：一是来自产业关联和知识技术溢出的聚集力；二是市场竞争、运输成本和不流动生产要素的离散力[9]。在高等教育集群建设中，亟需有效调整以上两种力量，即必须引入政府的公共性干预。克鲁格曼的CP模型理论并未考虑政府在市场环境下的干预问题，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实践已充分验证政府行为的重要性[10]。如：改革开放初期，确定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的经济政策就是政府干预下的“中国CP模式”。因此，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建设须明确政府在多主体中的角色，做好顶层设计者。总之，区域创新一体化中“产、才、教、城”四个要素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钻石形态”的关联。其中，作为公私两极的政府和市场，是区域创新一体化中各要素的外部力量。产业和人才更靠近市场一侧，主要由市场经济发展决定，具有更强的市场特征；城市和教育更靠近政府一侧，一般由政府宏观调控决定，具有较强的公共性特征。实线表示四个要素存在强关联，双箭头表示产业、人才、教育、城市四要素之间具有互动关系；单箭头的虚线表示政府和市场作为公私两极对以上四要素互动发展存有潜在影响（如图1）。
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现实性基础自古以来，成（川）渝地区地理同域、文化同源、经济同体。近年来，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使其昔日“蜀道之难”成为今朝“天堑变通途”，区位比较优势明显；产业经济政策成效日益凸显，牵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充分的人口和人才资源，促进人口结构更趋合理、人口流动更加频繁；高等教育资源整体丰富，在中西部地区中位居前列，创新资源优势突出。-总体来看，成（川）渝地区的地域区位、产业经济、人口发展和高教资源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提供了现实性基础。成渝地区不仅地理具有相近性，而且文化具有同源性。据考证，有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巴蜀文化”，并将其认定为“秦统一之前的古巴蜀地区的文化”[11]，也就是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以及相邻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总汇[12]。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巴蜀历经古代秦汉移民、湖广填川的人口大迁徙，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却形成了开放交融、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13]。在这一历史悠久的特定地域文化基础上，进一步演化出巴蜀茶文化、酒文化、川菜文化、川剧文化等。如今，成渝地区在巴蜀地域文化的浸淫下，充分彰显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区域交流，并以文化为纽带形成了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的延展性和区域的整体性，这为成渝地区政策、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众自由交往建立了文化认同基础和整合发展的可能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以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为中心的相邻区域，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平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战略节点，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贯通中外的区位优势。从区域内部看，成渝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城镇化区域，是西部地区唯一紧密相邻的两个国家中心城市。整个区域自然禀赋优良，综合承载力较强，交通体系比较健全；从区域外部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成渝地区经济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改变了千百年来西部内陆的区位劣势，从内陆腹地成为面向泛欧泛亚的开放前沿。有专家指出，从整个欧亚大陆视角看，我国西部城市成都和重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反而成了区域的“中部”和中心[14]。近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宏观层面对成（川）渝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统一部署和政策安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是以大战略、大思路、大规划和大举措出台了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促进成（川）渝地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从区域经济政策看，2011年国务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提出将成渝经济区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15]；201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将重庆作为“一轴”三大核心城市之一，将成渝城市群列为“三级”之中，旨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创新驱动产业升级[16]；同年4月，国务院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把重庆市的27个区（县）以及开云、云州部分地区以及四川省的15个市列入规划范围，明确重庆、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引领作用，健全创新型现代产业支撑体系[17]。从两地经济政策看，成（川）渝两地经济政策煞有“比翼齐飞”之势，2010和2014年，中央相继同意重庆和四川设立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和天府新区，两个新区在各自区域的经济发展定位中，均聚焦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将京津冀、上海、广东和四川等8个区域确定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四川依托成德绵地区先行先试，根据三地产业特征分别打造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高端装备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基地和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基地[19]；2017年3月15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两地同时设立自贸试验区，围绕两地战略定位、按照功能区域进行产业划分，打造西部开放经济样板。综合来看，中央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正在促使成（川）渝地区经济逐步走向特色和融合发展，且保证两地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不断提高成渝双城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强调双城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增强区域规模经济效益。城市是工业的摇篮，是一种经济集聚的体现。可以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直接产物，而工业化则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具有很高的协同性。根据2008-2018年成（川）渝地区产业结构发展变化情况，发现该地区第一、二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迅速，且几乎都在50%以上（如图2）。近10年来，成（川）渝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三产业的快速崛起为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2018年，据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四川全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0678.1亿元，其中成都达到15342.77亿元，占全省37.72%。按可比价格计算，省市比上一年增长8.0%，超出全国6.6%的平均水平；重庆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363.19亿元，比上年增长6.0%。总体来看，成（川）渝地区经济增速仍然保持强劲实力。
图2 2008-2018年成（川）渝地区三产结构占比成（川）渝地区具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堪称人口大省（市）。2018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四川省常住人口8341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29%，位居全国第四；成都市常住人口1633万人，其人口城镇化率73.12%，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一、全国第四；重庆市常住人口3101.79万人，其人口城镇化率为65.50%，在全国城市和直辖市中均位居第一（如图3）。从成（川）渝地区人口基数及增长态势看，该区域人口红利效应仍较显著，其中成都人口数量增幅最大。随着城市人才新政效应的释放，吸引了一大批专业技术和技能人才，从中可以反映出人才质量现状。据2018年人社局统计公报显示，成都市专业技术人才总量183.8万人，有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高、中、初级占比为6.5：41：52.5。全年引进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2749人、“两院”院士28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449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6人、成都市政府特殊津贴579人、“蓉漂计划”专家668人等；技能人才总量201.71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41%。重庆市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644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10人。全年引进紧缺优秀人才6523 人（其中博士2520人）。全市共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3个、工作站61个。全年有22.12万人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其中2.6万人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等。显然，成渝双城正在通过实施多种举措大力吸引和集聚高端人才，不断完善人才质量结构，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和建设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积蓄人才资源。
图3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常住人口数量本文的人口结构主要是从城乡和产业就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根据近三年相关统计，四川省2016年就业人数达到4860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37.6%：26.8%：35.6%；2018年就业人数比2016年增加21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35.9%：27.2%：36.9%。成都市2016年就业人员894.38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16.1%：32.8%：51.1%；2018年就业人员比2016年增加39.47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15.0%：32.3%：52.7%。重庆市2016年就业人员1717.52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28.88%：27.75%：43.37%。2018年就业人数比2016年减少8.01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27.2%：25.9%：46.9%（见表1）。总体来看，成（川）渝地区城镇和产业就业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相近，表现为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乡村就业人口减少；一产就业人数减少，三产就业人数增加，二产就业人数除成都和重庆略有减少外，四川省有所增加。根据CP模型理论对劳动力流动的解释，本文从成（川）渝地区劳动力输出和输入进行统计分析。四川省201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比2016年增加20.1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增加59.3万人；省外输出减少36.3万人。成都市2018年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新增转移就业比2016年减少0.47万人，全市劳务转移输出比2016年减少8.16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减少10.2万人，省外输出增加2.04万人。重庆市2018年外出市外人口比2016年减少21.49万人；市外外来人口增加20.34万人。从整体来看，除成都市输出劳动力略有增加外，四川省和重庆市行政区划内部流动增加，两地省（市）外劳动力输出均减少，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以产聚才效果显著（见表2）。表1 2016-2018成（川）渝城乡与产业就业结构
成（川）渝地区具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且主要集聚于成都、重庆双城。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成（川）渝地区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91所，其中一流建设高校3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7所，教育部直属高校6所，地方本科院校78所，高职高专院校113所；成人高校19所（如表3）。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2018年四川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39%，重庆市达到47%，两地均将进入普及化阶段。从成（川）渝地区普通高校研究生、本科和专科的招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增长趋势看，该地区拥有规模可观的青年人才数量，特别是持续增长的本科及以上学生规模，进一步优化了成（川）渝地区人才质量结构（如表4）。可观的高校数和学生数，必然会吸引大批教师进川入渝，高校教师又属于高精尖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优质资源。从2016-2018年数据看，拥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教师比例不断上升，硕博学历教师从2016年的72592人上升到2018年的79721人，占比从2016年的56.62%上升到2018年的60.57%，增幅达9.82%；副教授和教授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也在稳步攀升，从2016年的48558人上升到2018年的51041人，占比从2016年的37.87%上升到2018年的38.78%，增幅达5.11%（如表5）。
表3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分布
表4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人数
表5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专任教师学历、专业技术职务基本情况
从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角度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是体现一个地区创新资源水平的重要标志。从2016-2018年成（川）渝R&D经费看，2018年四川省R&D经费为737亿元，比2016年增加17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81%。其中，2018年成都市R&D经费为392亿元，比2016年增加10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增加为2.55%。2018年重庆市R&D经费为397亿元，比2016年增加9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增加为1.95%（如表6）。2018年四川和重庆统计公报显示，四川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16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6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8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2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9个、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16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5个，省级大学科技园12个；国家级众创空间66个，省级众创空间95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2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56个。高新技术企业4200家。全年受理专利申请15.3万件，获得专利授权8.73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5.38万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1.17万件。重庆拥有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18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8个。市级及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38个，其中国家级中心10个。新型研发机构 75个，其中高端研发机构26个。高新技术企业2504家。全年共受理专利申请7.2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2.27万件。获得专利授权4.57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6570件。有效发明专利2.79万件。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对上述创新资源的整合统计显示，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排名第7和第11名，位列西部第一和第二位[19]。
表6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链条式目标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区域创新一体化，即通过一体化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根据CP模型理论阐释，这一目标可分解成多个“一体化”子目标，通过子目标间的链条关联层层递推。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反映在产业效能上，产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合作成效的检验标准；其次，产业结构决定了人才结构及集聚样态，人才一体化受制于产业一体化；再者，高校是人才“出口端”，有什么样的人才市场需要就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教育一体化服务于人才一体化；最后，高校坐落于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驱动要素，教育一体化促进城市一体化，直接影响城市产业布局和发展。基于此，本文依循链条目标的“正向”问题逻辑，对应借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经验，为实现一体化目标寻找突破口。建立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核心任务，但由于行政壁垒、区域竞争及特殊的“邻里效应”，成渝地区产业布局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近年来，重庆以长安集团为龙头，在两江新区建立上汽通用五菱、北京现代汽车生产线，打造千亿级西部汽车城；成都则在天府新区规划中建立了龙泉国际汽车城，大力引进吉利·沃尔沃、中国一汽（大众、丰田）等标杆性企业，建立以零部件研发、整车设计为重点的汽车产业综合功能区。类似的产业布局，还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有专家指出，成渝双城间的同质化竞争已波及不到百余公里的渝西和川东多个城市[20]。显然，同质化产业结构体系正面临竞争大于合作的挑战，成渝地区产业发展亟需跳出行政区划，从经济地理“核心区”进行协同规划，重新优化行政区划产业布局。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定位，可借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经验，因为长三角同样侧重“一体化”和“高质量”，目标是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其中，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杭州、南京和合肥等区域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苏锡常宁等城市则是次中心城市，起到区域内部辐射带动作用[21]。如：上海有服务业优势，苏锡常有制造业优势；上海是科创中心，苏锡常有科技成果转化的空间等[22]。显然，优化区域内城市产业分工与互补是提升产业一体化和整体竞争力的关键。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产业一体化，必须抓住区域内关键性节点城市，这就要对成渝双城产业资源要素进行统一规划，带动周边地区城市的整体性和错位性融入。显然，成渝双城产业协作布局是关键，是产业发展一体化的原点。由于长期以来成渝地区的产业雷同问题，使得人才资源竞争很激烈，无形中形成了两地人才资源市场的各自保护[23]。特别是对“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认识的深入，人才发展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日益明显。有学者指出，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成渝地区还未建立具有实质性的区域人才一体化政策[23]。近年来，四川省开始积极探索省内人才一体化发展。如：2018年，成德绵等8市共同签署《成都平原经济区干部人才工作协同发展框架协议》；2019年，四川省又出台《加快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人才一体化发展十条措施》[24]。综合来看，成渝地区实现人才发展一体化，不仅存在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而且还存在区域人才资源市场流动机制不健全问题。从深层次来说，这是一个区域大人才观的认识问题，是“盆地”“山城”思维的固化。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2017年，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发布《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这是我国首个以区域人才一体化为主题的国家战略专项规划。该规划提出“一体、三级、六区、多城”的总体布局，旨在适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空间布局[25]。概言之，就是基于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共同体。在观念层面，以“共同体”为指向建立开放型区域协同人才观；在机制层面，通过13项重点人才工程和区域人才联动计划等机制创新疏解人才流动阻滞。因此，成渝地区人才一体化首先要突破区域内“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以成渝产业一体化布局为依托，通过建立基于产业链的区域人才联动机制，打通行政区划人才发展壁垒，实现成渝地区人才充分流动。产业人才是串联目标“链条”的核心，而产业人才又有赖于高校的人才培养，因此成渝地区高校应先根据区域产业市场需求培养适配的产业人才。人才会沿着产业布局路线流动，这要求高等教育配合建立互认共享的区域性体系。成渝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但由于共建共享意识不足、资源分配不协调、体制壁垒阻碍等问题，导致合作规模小、层次低，所建立的互认共享机制也只限于行政区划内部[26]。究其原因，在于成渝地区对高校的功能认识还不够清晰，使其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被边缘化，致使高校内生合作动力不足，也就造成合作形式大于内容的结果。再加之，成渝地区产业同质竞争和人才地方保护，对高校发展一体化形成双重压力；互认共享运行机制的缺乏，使成渝地区至今还未能建立起真正可操作性的政策体系。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经验看，高等教育一体化无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鉴于长三角探索时间久且经验丰富，特以此为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始于1982年，但高等教育一体化整整晚了20年。2003年，沪苏浙三省签署教育合作协议，高校积极开展校际教学合作、师资互聘，重点围绕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2005年，浙大、南大及复旦等三地高校成立长三角高校合作联盟，签订《长三角六校交换生加护备忘录》，实现本科生跨校学习、资源共享和学分互认；2014年，长三角成立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20年间，长三角高等教育还在研究生教育、图书馆资源、高校智库、学生资助等多个领域建立互认共享机制[27]。高等教育一体化促进区域产业人才等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倒逼区域产业和城市功能布局，形成区域高等教育的内生变革动力。从历史来看，自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就冠以地源性称谓，直到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大学的名称都是以城市来命名，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大学的出现，与城市的经济贸易和人口增长密切相关[28]。从现实来看，随着世界特大城市产业升级转型，强调以知识和创意为主导的创新驱动成为这些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中，依托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公司是科教智力资源集聚最为密集的区域[29]。近年来，成渝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成效显著，特别是双城通过人才新政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进川入渝就业创业，提升城市创新集聚能力。成都市还积极布局建设10个环高校知识经济圈，实施“双一流”大学共建工程，探索校地企合作驱动城市发展模式。但囿于单个城市动力有限、产业相对分散、载体建设不充分等问题，成渝双城创新集聚水平还不高，创新效益释放还不足[24]。成渝双城创新发展不但离不开一流大学，而且还必须建立双城高校协同联动机制。从三大城市群对比看，只有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与城市建立了“多核多中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30]。《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充分发挥粤港澳高校联盟作用[31]；《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也提出，深化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交流，促进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相关的人才、科技、信息等要素在大湾区高效流动[32]。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主要集聚于“广州—深圳—香港—澳门”这一核心城市链中，四大中心城市是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四核驱动”为特色的多中心城市群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突出优势和平衡利益的合理选择[30]。因此，成渝双城一体化要以高等教育集聚的知识溢出和人才培养为动力，实现双核推进区域创新。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方法与路径
基于上文链条式目标的“正向”分解，明确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而高等教育集群正是推动这一产业体系建设的有效方式。建设高等教育集群不仅整合“中心”的集聚优势，而且还打破“外围”的固有束缚，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能动性的实践表现。本文试图通过“逆向”思路，以高等教育集群建设为破解之策，逐一应对四个一体化子目标面临的问题。为此，笔者从方法层面提出“集群式思维”，从路径层面提出“集群式操作”，二者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具有辩证统一的联系。然而，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先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因此，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集群式发展”思维是关键。
从经济学家波特的阶段划分特征看，产业集群的出现，并非是要素、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的产物，而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特有模式[8]。相较于传统的产业集聚，高等教育集群是以高新技术、知识和人才作为核心资源的区域创新网络，是产业、人才、教育、城市一体的“泛高等教育”钻石体系。针对成渝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该基于对成渝地区经济发展特性的实际考量和钻石体系的实际运用，依托经济内生成长方式，减少对土地、投资、资源等传统要素的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创新性是集群式发展思维的本质要求，以创新驱动引领成渝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创新一体化。根据CP模型理论解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且这一结构呈现出多重产业圈层的特点，即成渝双城是“中心”，对应高新技术产业；双城周边地区是“外围”，对应传统制造产业。位于成渝双城的高等教育集群则是“中心”的中心，是以大学、科研院所、科技公司、产业园区、金融机构等强关系组织共同构成的创新网络，且这种复合式中心模式赋予原生集群很强的聚集力，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城市链”循环发展的旋转轴心。从这一角度而言，高等教育集群的中心性特征，不仅会覆盖成渝双城，而且还会由双城辐射整个成渝地区，形成高等教育集群的特有结构。基于对CP模型的广泛分析，“中心—外围”结构建立了“中心”带动“外围”的影响机制，但该结构在纯粹市场化环境中也极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二元化”和“两极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中心—外围”结构，恰如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rebisch）所说,该结构具有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3项基本特征[33]。面对CP模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失范问题，亟需借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机制进行有效应对。如前文所述，区域性政府合作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应发挥积极引导作用，推动成渝双城高等教育集群的协同建设，即协调好区域发展的关系，摒弃等同、竞争等泛化和博弈思维，建立以优带弱和差异化发展的新格局。高等教育与产业经济的“连接点”是产业人才，高校是人才的供给方，企业是人才的需求方，供需双方的最佳状态是产才融合。实现这一目标，须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结构入手，适度对接区域产业体系所需的产业人才，因此这也是人才结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降低高校人才培养滞后性带来的风险，要求高等教育集群处理好人才培养的“适度”与“精度”间的矛盾。从成渝地区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第二产业势头依然强劲，现代服务业和高质量工业制造是未来区域产业体系的主体。为此，成渝地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应从全要素方向出发，突出技术创新、技能素质型人才培养，重视区域产业规划和学生能力增值结构，重审区域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专业教育和市场化匹配。高等教育不但要适应经济发展，还应该引领经济发展。遵循集群式思维，高等教育集群可以通过集聚创新型人才促进高等教育结构迭代升级，进而为引领产业体系发展提供路径支持。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世界发达国家开始关注以专用人工智能为主的第三阶段，如AlphaGo等产品的类感知发展；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还多处于以大数据行业为特征的第二阶段，“为未来而教”无疑是引领之关键。根据成都智能化产业研发优势，围绕电子科技大学建立高等教育集群，引进具有校企“双重身份”的教研专家，组建以创新探索为主的研发团队。既要鼓励团队创建衍生公司，实现科研成果转换；还要帮助团队把研究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建立校企联合育人机制，以引领性研究重建高等教育招生、培养和就业结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只是发展成渝双城，而是要通过双城发展带动辐射整个成渝地区，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圈。建设高等教育集群，首先要根据地区资源要素禀赋和产业发展需要，实施“靶向”服务和精准对接，让周边地区能充分利用好集群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性。因此，笔者提出“产业供应链”的思路，探索建立高等教育集群和成渝地区结对联动工作模式。如：成渝地区人口密集，亦是农业发展重地。高等教育集群可联合西南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两地农科院、农产品技术公司、物流公司、金融机构等多部门共同攻关，为成渝地区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提供技术开发和服务支持，引导地区建立扎根当地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简言之，就是推行“一群一地”结对联动的共同发展模式。从“一群一地”结对联动发展看，其实质是促进资源要素从集群中心向外围地区正向流动，以人才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管理流等各种生产要素向成渝周边地区集聚，建立从产业“上游”（研发设计）向“中游”（制造生产）再向“下游”（经营销售）的区域性流动机制，实现产业链重构、供应链畅通和价值链提升。其中人才流动是“一群一地”结对联动发展的核心，因为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创新生产要素均是凝结在人才身上的，只有人才流动起来，才能真正带动其他创新要素一同流动。“一群一地”结对联动发展模式是区域性地方政府行为，是我国政府部门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制度优势体现。建立区域性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克服行政区划发展的本位主义，建立协同施策机制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最优解。高等教育集群是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内生驱动力，而集群在自身建设中则需挖掘高等教育内部的存量资源，建立一套“自组织系统”，作为集群的内部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区域经济一体化决定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趋向，成渝地区可通过设立高等教育“新区”，整合两地（特别是成渝双城）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促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从更深层含义讲，高教新区将为两地教育、培训和青年就业打开一条流动通道，通过学者、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的有序流动，提升高等教育的“区域质量”和集群建设参与度，特别是提高学生在不同产业环境下的学习和就业能力。因此，高校人才流动是高教新区建设的标志性特征，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建立高教新区的目的是促进高校人才流动，这有赖于教育互认共享机制的构建。成渝地区相比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其区域跨越度较低、体系相对统一，高等教育区建设的可行性更大。从成渝地区人才流动特征看，亟需构建区域高等教育互认共享的“一体系、两框架、三机制”：一是建立成渝高等教育的区域质量保障体系；二是建立可识别和验证技能的职业资格互认框架；三是建立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训成果互认框架；四是建立科研人员联合攻关区域重大问题合作机制；五是建立高校教师实践培训与支持帮扶机制；六是建立高校管理人员跨校交流与轮岗学习机制。总之，要把成渝高教新区作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中的一个“联通片区”，通过区域教育互认共享加强创新人才流动率和合作关联度。基于以上研究，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关键在“双城”，而“双城”的重点是高等教育集群。因此，打造“双城经济圈”首先要实现双城高等教育集群网络联结，形成时空压缩效应。从时间上看，成渝双城每天的高铁/城际共有61个车次，一般每小时有2个车次，平均最快运行时间为90分钟。当前，成渝两地正在建设“1小时大都市圈”。时间上的压缩，将会极大地拉近双城的接触面；从空间上看，基于集群建设的“双城经济圈”在地理空间上将更加中心化，通过联结两个城市的地方性集群形成双城集群网络，或者说是一个高等教育的超级集群。从“中心—外围”的地区格局看，这一双城集群网络会在成渝双城时空压缩效应的影响下，增加要素流动速度，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以减弱外围的离散力。双城集群网络建设，要把地理认识上的“双城”转变为经济认识上的“双核”，打破以往行政区划的省城单核驱动模式，构建以“双国家中心城市”为支撑的区域经济空间新结构，利用高等教育和人才资源集聚优势，全面协调发展“双城经济圈”，集中解决区域“中部塌陷”的发展失衡问题。因此，双核共同驱动创新发展，关键在于高等教育集群这一创新“内核”的建设，即通过集群网络联结成渝地区。因此亟需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面向集群网络的流动式人才集聚。在双城集群网络影响下，人才集聚已超越双城的地理边界，亟需共建双城人才库共享人才资源，提高人才流动的叠加效应；二是面向高教体系的流动式人才培养。高校是城市独特的创新资源优势，应通过高教新区建设探索流动式人才培养模式。
围绕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研究，无可避免会呈现出一个宏大、多维的“叙事”场景，因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场域中包含着复杂的关联。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方法，建立高等教育变量和区域经济发展变量的因果律，但这又会大大限制政策研究的视角。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框架，从高等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视角进行系统分析。但当讨论这一主题时，笔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而是“能否”，因此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围绕“能否”进行阐述，旨在为“如何”铺垫并建立理论依据。笔者认为，今日之高等教育已非昨日，今日之大学亦非昨日。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深融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日益凸显，或者说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属性特征愈发具有张力。放眼国内外高等教育，无论是西方的创业型大学，还是我国的产教融合发展，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进入历史“蜜月期”。因此，可以说大学已成为集群网络的核心节点，高等教育已成为产业集群的创新要素。作为西部重要经济区域的成渝地区，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政策表述的变化是国家对成渝地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这也是成渝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为此，笔者提出建设高等教育集群的思路、模式和基本路径。高等教育集群，不是“高等教育”的狭义集群，而是以高等教育为重要节点和内生动力的广义集群，是我国城市群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模式，体现高等教育的区域质量和公共性。总之，一方面，我们要从实践中总结一般性经验，更重要地是认清区域的地方性特征。因此，我们需要厘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差异性，明确区域定位与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本文提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思路的关键在于集群式思维，与其说这是一种建设思维，不如说这是区域性地方政府的治理思维。因为政府部门在我国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川渝两地政府的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① 区位粘性是指企业原址(或企业出生地)对企业所具有的粘着力，或者说企业与其原址(或出生地)之间存在的各种联系，使企业很难离开或脱离的经济现象。
作者丨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 陈涛，唐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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